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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央视新闻 | 2024-05-25 06:29: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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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伦理网",  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 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,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,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、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。在政府部门发布的“花生禁令”中,禁止种植的理由是:花生、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、风蚀沙化,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。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,还包括林地——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。在改造过程中,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,被“花生禁令”几乎完全否认。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,也感觉不安。  主笔|黄子懿  摄影|黄宇  花生禁令  4月底,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,天气已经暖起来,正是一年中春播的好时候。种植户张立奎却在自己的田地边无所事事。  准确地说,这片地是张立奎租的。他来自吉林松原,老家扶余市有几十年花生种植史,但土地有限。“一户就几十亩地,想包也不连片。”而内蒙古科左中旗土地面积广,沙土地适合种花生,承包价格也更便宜,“耕地单价700~800元/亩,林地500~600元/亩,吉林老家的单价都在1000元/亩以上。”  租约早就签好了,张立奎也早早就为春耕做了准备。他找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,又抵押了家乡的土地。从吉林的农商行贷款20多万元。2024年2月,承包款分批次付完,设备、种子、化肥也定了,他和妻子在春节后启程赶往通辽,却迟迟未能下地。5月初正是内蒙古春耕的忙碌时节,农民们忙着在地里给新种的幼林浇水  就在2月底,科左中旗发布了一项政策:2024年全旗范围内禁止种植花生、西瓜等经济作物,涉及各类经营主体流转的耕地,也包含了张立奎一家租赁的林地。消息一出,张立奎妻子气得生了病,天天要去诊所打吊瓶。张立奎还挺着,一方面他认为这是“大老爷们儿”的本分,另一方面,他还寄希望于租土地给他的当地农户与政府的谈判。按照自然规律,花生的播种最迟在“五一”假期后就得开始,持续到5月20日左右。但截止到5月初,命令仍没松绑。  自今年2月以来,科左中旗希伯花镇柴达木嘎查(村)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也在为这个事情烦恼。4月底,他开车带着本刊记者在连片的农地边转了一趟。随处可见农地边的杨树上贴着禁止种植的告示,醒目的红色粗体字昭告着通知的严肃性。一路上响起几次电话,都是村民们在向他问询。花生不让种植后,外包土地的村民们都陷入一种纠纷——吉林租赁户喊着退钱。“咱这边地广人稀,土地流转承包本来就是一个大趋势。我们村大概1/3的农民都把土地流转出去了。”李七英说,而花生是近几年最普遍也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。按照当地人的说法,科尔沁这边的土壤偏沙化,如果种传统作物玉米,亩产不到1200斤。按去年玉米收购约1.1元/斤算,只能卖1300多元,“落兜里就800多块钱”。但如果是种花生,亩产700斤左右,按收购单价超过3元/斤算,利润能有1500元/亩。  李七英一边开车一边给我算账:如果不让种花生,耕地承包的单价要下滑300元/亩左右,林地更几乎没人会承包了,农民们每年要少600~700元/亩的收益。尤其今年的“花生禁令”下来得比较晚,很多村民租赁土地的合约早在春节前就已经签订了。“现在很多吉林客商追着村民要钱,但各家有各家的开销,钱早花掉了,哪有钱退?”  广袤的土地是内蒙古独特的资源,也是张立奎等外地承包户离乡背井,拉着大型耕种设备,住进集装箱板房,在这里劳作的原因。农民们期望土地能产生财富,养活自己和家人。但作为土地更高层级的拥有者,政府对土地应该如何使用有着不同于个体家庭的逻辑。  2024年4月底的春耕时节,与科左中旗相邻的开鲁县被曝出村镇干部阻碍承包农户下田耕种、增加承包费的新闻。事件经媒体报道和官方通报后逐渐明晰: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当地为了治理荒漠改善生态,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农户“包荒开荒”,一些在国土部门地类档案中是林地、草地等性质的土地被农民们承包后一步步开垦为了耕地,后者在国土调查中被认定性质变更,因而有了政府要求增加承包费的说法。 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,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,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、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。在政府部门发布的“花生禁令”中,禁止种植的理由是:花生、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、风蚀沙化,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。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,还包括林地——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。在改造过程中,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,被“花生禁令”几乎完全否认。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,也感觉不安。  林地何来  希伯花镇之名在蒙古语中意为“长满牛蒡草的坨子”,意指这里曾经是牛羊遍布的科尔沁草原。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包括科左中旗在内的整个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荒漠化问题。土地沙化后,当地人把那些起伏的坨子称为坨召地、坨子地。他们是由沙土堆积而成的小型山丘,坡度高度都不大,但一坨接一坨地在大地延绵。“一到大风天的时候,大风一吹,你都能看到沙丘一坨坨地被吹得流动起来。”一名老农户回忆。  1978年,国家启动“三北防护林”工程。三北是西北、华北及东北的统称,这个横跨整个北方的防护林工程体系,集中涵盖了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。“三北防护林工程”被誉为世界上“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”,科尔沁沙地是造林重点。它横跨三省区、涉及面积7760万亩,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也是这沙地环绕的一部分。  要种树,劳动力从哪里来?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清科多年来深度参与“三北防护林”工程,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业生态工程。他告诉本刊,在“三北防护林”前十年起步阶段,主要是靠发动农民群众,“最早是生产队,集体劳动记工分,从80年代包产到户以后就是每一户定种植的指标”。一些地方会把林地按照包产到户的方式分配给农民,允诺他们一定的使用权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“三北”工程30周年之际刊文指出,工程一期上马不久,各地就结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、“谁造谁有,允许继承和转让”等政策,促进了造林生产责权利的结合,调动农民积极性。  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的林地也就是这么来的。整个科左中旗的造林自1980年后大力推开,在柴达木嘎查,要造林的面积有2万亩之多,相当于3万个篮球场、半个香港。这么大的工程,只有发动群众之力。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的李七英记得,政府提供了种植的杨树树苗,按网状格子规划了种植面积,将造林任务均分给村民,家家户户都被发动起来。在此之前,村里刚刚施行了包产到户,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均分了一定耕地(俗称“口粮田”)和粮食,只能勉强管饱。造林被村民们视作增加土地种植面积的一种方式。在树木长得足够高之前,林间的土地可以用来种一些粮食作物,相当于多了一点“口粮田”。李七英记得,当时几乎所有村民都会利用林间土地来种植一些农作物,前后种过玉米、谷子、荞麦等。但这类林地可用于种植的时间不到10年。“等树长大了,遮阴了,下面的地就啥也干不了了。”李七英说。柴达木嘎查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为“禁种”之事烦恼  要在广袤起伏的沙地上造林并不容易。1999年后,通辽启动“5820”工程(5年时间在8个旗县造林20万亩),开始利用外部招商引资植树造林。2001年,北京商人许文丽来到这里,打算以每年承包3000亩、10万棵的速度,用10年时间造出3万亩的林地。但第一年,她的10万棵造林工程最后只存活了6万棵。许文丽告诉本刊,对于没有造林经验的人来说,前期投入是巨大的,在一片荒地上,水、电、浇水、除草,林间密度怎么排都是问题。2001年他们就投入了600万元,“那可是2001年的600万”。几年下来,一起招商过来的7家公司都放弃了。  在这种情况下,造林高度依赖于植树者的自驱力,而后者取决于林地能带来的直接收益。李七英说,起伏的坨子地需要人工平整。“现在都机械化了,但那时候要靠人力把地垫平”,否则沙地水流容易渗透汇聚到地势更低的地方。其次是开沟,人工要用铲子在沙地上划出一道道种树的沟来。有时候还没等到浇水,五六级风一刮,早上开的沟,下午就刮平了。村民们要趁着间隙种上树苗,树苗之间株距1米、行距6米,一亩地才种上100多棵。  树苗种完了,难题才刚刚开始。那时候科尔沁还有一定降雨,降水一来,沙地会很快长出一批嫩草与杨树争抢水分。农民们就要拿着锄头抓紧时间去铲镗抚育,将青草苗子挨着铲出来。“那时候没农药,全是一点点地刨出来。下一场雨就得铲,一年得铲个三四遍,一茬茬铲。”李七英说。浇水也必不可少。种树一年至少要浇三次水,夏天三伏天一次,立冬前一次,“就跟人穿大皮袄似的,一浇就冻不死”,开春后再浇水一次做“解冻”。在树苗幼林时期,一年五六次更是常态。由于近年来降水减少,当地村民习惯打井用地下水灌溉  虽然繁琐辛苦,但在政府补贴和“多囤点地”的激励下,村民们的造林积极性很高。到2000年,柴达木嘎查2万多亩的造林工程分批次顺利完成,树木存活率普遍在85%以上。整个通辽也在这时候完成了生态的逆转。2003年,中科院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遥感监测显示,“三北防护林”工程实施以来,科尔沁沙地在通辽市范围内的沙漠化面积已减少了1200万亩,在全国四大沙地中,科尔沁沙地唯一出现了治理大于沙化的总体良性逆转。  当时,对于植树造林中的民间贡献,政策也给予了保障。2008年后,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开,五年里基本完成了林权明晰产权、承包到户。柴达木嘎查在2010年后完成了林权确权。原有的林地承包机制被以正式合同确认下来,配以新的林权证。村民吴七林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,他得以在这一轮改革中将父母的林地延包下来,期限为30年,价格是并不贵的2元/亩。合同规定,取得林权证后,他有权以转让、出租等形式流转这片土地,同时有权自主生产经营和处理林木及其产品。  水源困局  如今,站在柴达木嘎查一块地势较高的坨地上,观看当年的造林成果,是一望无垠的绿色与沙土交织,像是荒漠与人力持久对垒的战场,仍然胜负未定。外来的吉林种植户们,几乎所有人都背着高利率的贷款来到异乡耕种  在2000年后不久,也就是造林工程取得阶段性成功时,成活的防护林已经开始产生新的问题。种植的杨树虽易存活,但耗水量高,它的存在会使周边环境和土壤变干旱。而此时的通辽也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坨召延绵的荒地。经过多年不间断地开垦,它成了内蒙古最大的玉米生产基地。科左中旗更名列内蒙古玉米产量最大的旗县之一,产量超过60亿斤,肩负着粮食安全的重任。这个新晋成形的“黄金玉米带”一边贡献收成,一边也在消耗水源。通辽的地下水位连年下降,流经的西辽河成为全国七大江河中唯一断流的干流,通辽段更是断流25年之久,直到去年才通过调水实现干流来水。  原来种植的老杨树陆续出现枯萎现象,沙地又裸露出来,活下来的杨树低矮无力,被当地人称为老而不死的“小老头树”,防护林整体的防风固沙效应有衰减风险。为了扭转这些趋势,通辽市从2010年开始逐步推行原有林地上的残次林更新工程,鼓励农民们种植诸如文冠果、海棠果等经济林,去取代枯死衰竭的杨树,试图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。  吴七林在2010年延包了林地。这也是多数村民的选择:更新残次林能享有一定补贴,果树结果后还能拿到市场上售卖。同时在树苗的成长期,林间地也能利用起来种植农作物。但残次林更新的指标不是每年都有,柴达木嘎查2万亩的林地在2015年后才开始慢慢更新,每年只有1000~2000亩。2022年,更新指标终于轮到了吴七林家的30多亩地。这是吴家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第二次造林。但与40年前不同的是,如今的自然环境让林木生长变得更困难。吴七林家里有十多亩耕地种玉米,这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 朱清科告诉本刊,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因素有很多,但主要取决于两个,一个是土质,一个是水源。如果土地松软易于流失,就有荒漠化的风险,这种情况下地表覆盖物越多,越是利于固沙;但同时,如果降水较少且地下水过量开采,也有可能导致生态恶化、加剧荒漠化。而后者,刚好是科尔沁乃至整个内蒙古在生态上最大的短板。  内蒙古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、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盖志毅告诉本刊,在连续多年的开垦后,内蒙古如今成了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。上世纪70年代末,内蒙古粮食产量只有几十亿斤,现在变成了将近770亿斤,是国家十大粮仓之一,每年有超过400亿斤粮食往外输出,而同期南方很多省份则在“去粮化”。这当中的主要问题在于,全国如今的十大产粮大省中,只有内蒙古严重缺水,降水条件并不好。全区高增的粮食产量背后,是无尽开垦之下榨取有限的地下水得来的。“全内蒙古的地下水,现在都在变得越来越少。”盖志毅说。  这种情况在通辽和科左中旗尤其尖锐。通辽的用水结构极其特殊——绝大部分来自地下,且绝大部分用在农业上。截至2022年,通辽市用水量30.3亿立方米,农业用水占据91.4%,其中地下水源占总供水量的96%。整个科左中旗,遍布着冒出地面的50~60厘米的农用水井。以柴达木嘎查为例,村子里有耕地近1万亩,需要有50多口井,一口井覆盖100~200亩耕地。李七英说,原来雨水较多时浇水压力不大,十几年前气候变得干旱后,村民们开始自行打井取地下水灌溉,“一般是几家人合伙打一口,一年年地增加,有时候一年要打好几口井”。随着地下水位下降,井也越打越深,以前是打60米,费用80块钱一米,后来就打80米,价格也超过了100元一米。“以前地上水泵都能出水,现在水泵得到地下20米才行。”一位村民说。后来政府开始对私下打井进行限制,耕地水井需要报备审批、统一规划。  相比之下,林业用水会比农田灌溉多,也暂时没有管制。半干旱条件下,一片幼林一年浇水5~6遍是正常。“树根要深,要淌水渗下去,如果算上林间作物用水量就会更大一些。”2023年春,吴七林就和4户村民搭伙一起打了一口井,深70米,费用110元/米。这口井担负着上百亩林地和林间耕种的灌溉任务。这种当地用水的便捷,也是吉林种植户倾向于来内蒙古承包土地的原因之一。  从荒漠化防治的角度,过量开采地下水已经影响到了多年的荒漠化治理成果。朱清科告诉本刊,在“三北防护林”工程40周年纪念活动时,就有一位相关专家做了调研,把这个话题提了出来:农业用水是当地地下水位下降的主因,危及防护林和荒漠化治理的成果。“在一个半干旱地区,大量开采地下水是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,不利于整体植被的恢复。”朱清科说。  这或许也是“花生禁令”的政府决策逻辑。希伯花邻镇的一位副镇长对本刊表示,当地有保粮食安全的重任,同时又有绿色生态的重担。“种植花生西瓜属于土地非粮化了,这长期看来肯定是不允许的。现在的基本农田都要牢牢保障粮食作物,加上科尔沁沙地歼灭战,两大压力都汇聚在一起了,所以就要牺牲花生和西瓜这些经济作物了。”  农民的经济账  但和政府的决策逻辑不同,作为一块土地的直接劳动者,怎么使用一块土地?到底应该种植什么作物?农民有自己的使用逻辑,而这个逻辑中最重要的决策因素通常是经济。  由于务农收入不高,这几年柴达木嘎查有1/3的人都外出务工,去到京津冀甚至更南方的省份打工。不大的村子在变得冷清和萧条。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,很多是子女快到了婚龄。“一般是老两口结伴一起外出,挣个十万八万给孩子结婚的彩礼钱。还有盖房子的钱,如果算上装修也得二十几万。”李七英说,外出的村民们一般把林地、耕地都租出去了,自己收一些承包费。外来种植户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,一般就住在田地边的板房里  吴七林是少数还留在村里的中年人。他和爱人一直以务农和打零工为生,在家种了十几亩玉米,也帮周边其他的种植户干活,比如施肥、除草、浇水等,价格150元/天。活儿不是每天都有,日子只是“将巴能过”。2022年9月,女儿考入通辽蒙古族中学念高中。这是当地最好的蒙古族高中,开销一下子大了。“补课费很贵,还必须得补。一门课一小时200块钱,放假补个20天就要花个五六千块钱。生活费也得1000多块钱一个月。按以前那点收入就没法整了。”为了增加收入渠道,吴七林去申请了残次林更新指标,想着把林地利用起来增收。  林地的再一次更新,是一个不亚于当年拓荒的过程。首先要取得林业部门颁发的采伐证,交300元/亩的押金,找人来把地里的“小老头树”采伐并清理干净。采伐的木材商会顺带清理地里的树根,相当于还农户一片相对的净地。作为交换,地里的木材会免费送给对方。2023年春天,一个采伐商来到地里,连根带木地拔走了吴七林30多亩土地里的杨树。“相当于这30多年没啥效益。”吴七林觉得。  采伐结束后,农户们还要找人“旋地”,用拖着大轮胎的拖拉机带着旋地机器,将土壤上下翻转并混合,把地面整平。有时候,他们要亲自下地将地里的木疙瘩捡出来,开沟后再种上5元一株的海棠果树苗和2元一株的山杏树苗。每个步骤都是直接的经济支出——旋地是25元/亩,3000多株树苗花了1万多块,再加上合伙打水井和购买机器的费用,从去年开始,吴七林已经投了3万多元进去。有了这么多前期投入,他也不打算再种植玉米了,而是瞄准了花生这样的经济作物。  在村民们朴素的账本中,林地应有其经济价值。2023年以来,随着玉米行情走低、牛肉价格下跌,很多村民的收入衰减。种植经济林能享有一定国家补贴,但拿到手有相当长的时间延宕。政府对存活率有考核指标。如果连续三年存活率在80%以上,那700元/亩的补贴才会按照20%、40%、40%的比例逐年下发。而且,从过往几年的情况看,补贴的发放期在无限延长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农民手中。抓住更新林地尚未长成的生长期,利用林间土地种植更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作物,是当地农户争取收入的不多指望。  “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意思。”5月初,前述副镇长对本刊说,“我们也只是负责执法,执行上级命令。”该副镇长透露,林地不让耕种花生是通辽对相关政策的落地。2024年,通辽响应国家生态保护政策,开展了“科尔沁沙地歼灭战”的专项行动,试图巩固过往多年的沙地治理成果。“歼灭战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只剩一小块了,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。”过去多年,通辽通过植树造林、防风固沙等工程,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。从政策决策的角度看,如果放任种植花生,可能会有导致土壤再次沙化的风险。一些农户们也在采访中坦承,种植和采摘花生都需要大型机械作业,确实有“刨地”起沙的风险。广袤的科尔沁已从早年的草原变成一个重要粮仓  但通过禁绝农民想种的经济作物的方式,是否就能保证树木的成活,达到保护生态的效果呢?农户们认为并不是这样。“没有收益,就没人去林间铲镗抚育了,林子也活不好。”李七英认为,如果不发挥林间种植的经济价值,那树苗在培育阶段就会面临农民丧失积极性。  “从理论上讲,农林复合是不会造成荒漠化的,尤其是幼林期间。因为林地密度不大,如果是林下种植的话有利于固沙。当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看科尔沁当地这些年的气候土壤条件。”朱清科说。他对本刊补充,允许林间种植,会更有利于农民的积极性,“他们是以短养长,因为现在种植经济林暂时没有收益,种花生就是以短期效益去助推更长远的效益。有了短期效益,农民才愿意去经营土地,会对土地有一些保护,比如浇水、除草等。”  盖志毅则表示,现在的内蒙古承担着粮食安全和绿色生态发展的双重重担,这也意味着不能再用过去的情况来划分林地等土地的性质了。“在当下,其实经济林与生态林的概念是可以很好融合的,比如像文冠果树就是一个很好的治沙作物,通辽就有全国最大的文冠果林之一,你很难定义它是生态林还是经济林。”盖志毅说,“林下种植也是实现林业效益一个很重要的做法,南方很多省份也在做,不能把林业、种植业、畜牧业三者对立起来,它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工程。但要怎么去把握这个度,是值得好好去研究的。”

"伦理网",先是洛阳,再到开封,这两年河南在文旅方面热度颇高。一东一西两大城市接连出圈,也让省会郑州在文旅发展上,逐渐面临一种尴尬的--**--  先是洛阳,再到开封,这两年河南在文旅方面热度颇高。  一东一西两大城市接连出圈,也让省会郑州在文旅发展上,逐渐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。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,郑州接待游客1077.6万人次,开封670.8万人次,洛阳683.87万人次……不少人直言,郑州亮眼的成绩背后不过是沾了交通便利的光。  郑州并非没有文旅品牌,比如久负盛名的登封少林寺、还有中牟的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等,但由于城区没有形成很好的文化旅游吸引核,导致郑州市县区散装式发展,如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魏小安所说,“从文旅角度来看,现在的郑州是散装郑州”。  不久前,《郑州市加快推进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(试行)》(以下简称《细则》)印发,从创建国家级、省级文化旅游品牌,旅行社引客入郑,文化旅游新业态发展等方面进行扶持,包括对新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主体一次性奖励最高可达500万元等。  种种奖补的范围及力度,放在全国来看也属罕见,堪称文旅界新晋“氪金玩家”。对于旅游大省河南而言,今年要力争实现“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10亿人次、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万亿元”的目标,郑州显然要扛下主引擎的责任。  从眼下来看,郑州的“花式氪金”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?又将如何走向真正的文旅强市?  文旅升温  “一部河南史,半部中国史”。在“花式内卷”下,河南正在成为游客的“集散中心”。  在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中,河南共接待国内游客6168.1万人次,旅游收入354.2亿元,同比分别增长11.8%、14.2%。这一旅游人次领跑全国,甩开第二名安徽近1200万人次,成为河南在全国文旅市场的高光时刻。  “这几年河南旅游发展的越来越好,是不争的事实。”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、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看来,别的地方火都是一个城市或者产品爆火,而河南是到处火,多个城市陆续涌现出一些网红产品或网红服务。图片来源:郑州市政府官网  实际上,“五一”节前河南就开始为省内城市引流造势。最引人关注的就是,文旅界顶流“与辉同行”团队在节前(4月25日至29日)先后到洛阳、郑州、安阳、开封进行河南文旅宣传,河南媒体播放量达28亿,形成良好的引流作用。官方称,郑汴洛安等地人气指数迅速提升,洛阳市成为“全国游客净流入最多的城市”。  不过,要从接待游客人次来看,郑州还是毫无疑问的中心。数据显示,郑州全市接待游客人次创历史新高,达到1077.6万人次,同比增长17.6%;洛阳和开封累计接待游客分别达到683.87万人次、670.8万人次。  “从洛阳到开封,从开封到南阳,基本形成了一个遍及河南18个省辖市,处处开花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。其中,郑州作为交通枢纽,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也是不可替代的。”宋向清指出。  而眼下,《细则》的发布又给郑州带来新的热度。这份文件几乎涵盖文旅文创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,具体包括对创建国家级、省级文化旅游品牌;旅行社引客入郑;文化旅游新业态发展;演艺产业高质量发展;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;旅游产业招大引强;参加国家级、省级赛事活动等8大方面进行扶持。  创建国家级、省级文化品牌方面,对新成功创建的国家级、省级旅游度假区分别给予一次性不超过500万元、50万元奖励,新成功创建国家级5AAA级旅游景区的,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不超过500万元、50万元等;  旅行社引客入郑方面,对多日游接待量、一日游接待量达到一定标准的旅行社、酒店给予奖励。同时,组织招来来郑旅游的国内包机团队以及专列车队,达到标准也将获得可观的奖励。  这些呼应市场需求的举措引发较大关注,亦被视作郑州推动文旅升温的信号。  城市逻辑 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,扩大有效益的投资,各地都迫切地希望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。而文旅的“撬动”作用越发受到重视,带动批、零、住、餐,更带动文化演艺市场乃至城市品牌的塑造。  从“淄博烧烤”,到哈尔滨的冰雪热,再到天水麻辣烫,没有一座城市不想借助文旅出圈来接住消费的“泼天富贵”。从今年初以来,安徽、湖南、河南、陕西等省份都陆续提出力争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万亿元以上,而核心城市均承担着冲锋在前的重任。  今年初,2024年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局长会议在郑州召开,今年河南将全面塑造“行走河南·读懂中国”品牌,力争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10亿人次、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万亿元。从2023年“共接待国内游客8.48亿人次,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510亿元”来看,河南今年有望在中部率先完成万亿级的“破门”。 图片来源:郑州市政府官网  这与河南打造世界文化旅游圣地的目标相辅相成。而其中致胜的关键一招,就是加快推进郑汴洛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,这直接决定着文化旅游强省“强不强”,也决定着河南能否在万亿级文旅阵营中争先跃进。  过去一年中,郑州、洛阳、开封接待游客人数合计3.83亿人次,旅游总收入合计4197.39亿元,占全省的比重均在四成以上。其中,郑州全年接待游客14856.8万人次,旅游总收入1802.4亿元,分别占据全省的17.52%、21.18%。  从这一维度来看,郑州对于全省文化旅游产业而言,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根据《郑州市“十四五”文化广电和旅游发展规划(征求意见稿)》,郑州要将文化和旅游业打造为郑州市战略性支柱产业、郑州市现代服务业的排头兵和主力军。具体而言,到2025年,旅游人数要达到1.83亿人次,旅游收入要达到2346亿元,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要达到618亿元。 图片来源:郑州文旅中心  从目前的基数和增速看,要在两年内完成在这一目标是完全有希望的。尤其是郑州年接待游客量达1.49亿人次,并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。被郑州文旅视作“先进城市”的杭州、成都、西安和青岛,2023年游客接待量分别为1.13亿人次、2.8亿人次、2.78亿人次、1.3亿人次,与之相比郑州并不逊色。  不过,从旅游收入来看,郑州与杭州(1705亿元)、青岛(1910亿元)相当,但是远低于成都(3700亿元)、西安(3350.39亿元)。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,郑州旅游业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。  上述规划中坦言,对标对表成都、西安、武汉等国家中心城市及南京、杭州等重要省会城市,郑州文旅还存在文化旅游产品整体竞争力有待提升、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和效能有待提升、文化旅游和其他领域的融合联动度有待提升等亟待解决的问题。  比如,“郑州市是国家中心城市里面国家5A级景区数量最少的城市,且嵩山少林5A级景区旅游吸引力呈现逐渐下滑态势”;“文化和旅游之间融合及旅游和农业、工业、康养、会展、研学、体育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力度不足”等。  这也是近年来郑州打造文旅强市,推动文旅文创深度融合发展的逻辑。而眼下,《细则》的出台更进一步带来提升高品质文旅文创产品供给,推动文化旅游业迭代升级的重要契机。  旅游枢纽  在外界看来,郑州在文旅界的表现似乎有点不温不火,并没有涌现出如洛阳汉服、开封王婆等现象级IP。但在河南多个城市文旅出圈的背景下,郑州交通枢纽的角色也逐渐被放大,成为旅游重要的“旅游枢纽”。  其实,郑州对文旅的带动作用不一定表现在某一产品或服务,能够吸引多大的客流量。它对文旅产业的辐射带动,是多维度、多方面的。  宋向清认为,首先交通基础设施辐射河南很多城市,乘飞机、高铁可能郑州都是绕不开的。郑州的少林寺、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等景区吸引力也很强,只是没有产生类似王婆说媒的那种爆火效应。  与此同时,郑州的经济总量,对就业创业的吸纳能力也能产生很好的辐射作用,“我知道的就有一些从游客变成投资者,变成了创业者”。  从交通枢纽转变为旅游资源的集散枢纽,也是郑州发展文旅产业最大的优势。从旅游消费人均支出等指标来看,郑州远高于洛阳、开封等省内城市,与西安相当,是河南文旅摆脱“吸金能力较弱”标签的希望所在。  种种迹象显示,郑州正在文创文旅产业下一盘大棋。近日,郑州市市长何雄调研督导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推进情况,强调要加快推进文旅文创融合战略,着力打造一批高品质文旅项目、文旅品牌,充分挖掘文旅消费潜力,促进消费扩容提质转型,以新文旅出圈出彩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  与此同时,要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,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,不断提升城市品位格调、品质能级,努力创造宜业、宜居、宜乐、宜游良好城市环境。这也显示出郑州正以优质文旅项目为抓手,培育新的支柱产业,甚至重塑城市品牌的决心。 图片来源:郑州市政府官网  今年以来,郑州不断出台举措,以优质项目为引领推动文旅文创产业加速发展。在2024年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中,文旅文创项目22个,其中中国大食堂旅游休闲街区、巩义市星宿寻龙度假区、郑州商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、三磨所开放社区为年度新开工项目。这也将进一步丰富当地的旅游业态和服务供给,形成更强大的发展动能。  尤其是受富士康影响,郑州外贸遭遇较大困境的背景下,以文旅撬动消费市场的快速回升对于郑州稳经济至关重要。“文旅在郑州目前的产业结构中,占比是偏低的,在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,提升文旅产业的比重是必要的。”在宋向清看来,河南作为文旅资源大省,文旅产业大省,整体上面临大而不强的问题,而在未来河南包括郑州的经济结构调整中,文旅产业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突出。  这也将使得当地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,面对一些制造业出现的波动或国家市场的变化,不至于受到较大的冲击。宋向清认为,郑州目前的产业结构中工业占比较重,文旅产业包括现代服务业占比较小,确实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。要与时俱进,打造一些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一些新产品、新景点、新服务,让新消费与郑州新的文旅定位高度匹配。  “要优化旅游业结构,尽可能提升对发达地区的游客,以及国外游客的吸引力。深度挖掘我们的文旅资源,打造具有独特性的文旅产品和服务,不断提升其附加值,进而解决当地旅游业游客多、收入低这样一个矛盾。”他说。  记者|淡忠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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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邹茵桐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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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监制:孙飞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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