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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枫与铃",转自：金融界本文源自:金融界金融界5月15日消息传闻中的房地产重磅传闻迎来落地。15日下午，杭州市临安区发布一则重磅公告。公告显示，经临安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，在临安区范围内收购一批商品住房用作公共租赁住房。房源要求位于杭州市临安区范围内。公告提出，本次收购规模不超过10000平方，房源基本条件如下：、房源以整幢作为基本收购单位，同时单套建筑面积不超过70㎡；收购房源需搭配一定比例的车位，房源待售车位数量满足配比条件，即60㎡（含）以下的每套按0.6个车位比例配置，60㎡以上的每套按1.0个车位比例配置。3、现房或一年内具备交付条件的期房，此外，收购价格以不超过周边房源、车位的评估价作为本次收购的最高限价，最终按经区政府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收购商品住房用作公共租赁住房的具体实施方案》执行。若以每套70㎡计算，此次杭州市临安区商品住房收购规模至少超过142套房子。重磅消息在市场中流传值得注意的是，据券商中国报道称今日有两则房地产重磅消息在市场中流传。首先，市场消息称相关部门正在考虑一项计划，即让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购买尚未售出的存量住房。该方案可能会让银行提供贷款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类似的方案已经传过几个版本，但至今皆未见官方证实。其次，今天还流传着一则涉及利率的消息：如果欧洲央行如期降息，中国央行可能会在6月份下调利率。因为，在欧洲央行之后降息可能会降低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。今天MLF维持量价平稳，但若后续降息，必然会利好房地产市场。住房“收储”已“有迹可循”值得注意的是，住房“收储”近期地方政策已“有迹可循”。4月初郑州打响住房以旧换新政策落实“第一枪”以来，多城地产商贷、限购宽松进入政策密集期，“收储”的线索与轮廓也逐渐“浮出水面”：一是收购的存量房可能用于保障房项目，达到政策组合联动效果；二是推进“以旧换新”离不开按揭利率、限购解绑解决堵点，后续可能会看到更多核心二线城市甚至一线城市加入宽松行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郑州“试点”后，副总理快速在当地开展调研，且一线城市中深圳也首个响应，可能意味着住房“以旧换新”已按下加速键，不排除节后推广在更多城市的可能。近期，高层会议聚焦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。4月30日，高层重磅会议提出，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。继续坚持因城施策，压实地方政府、房地产企业、金融机构各方责任，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，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。要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、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，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，抓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，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。5月10日，央行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，其中，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提到，因城施策精准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，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，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强化保障性住房、城中村改造、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保障，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。收储存量房的可行性究竟有多高？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，2020年末我国存量住房面积约为295亿平方米。再加上2021、2022年分别有8.6亿平方米、10.0亿平方米的商品住宅竣工面积，截至2022年末，我国存量住房面积约为313亿平方米。同时，据住建部此前数据，我国住房空置率约为15%。据估计，2022年底空置二手房面积约有47亿平方米，考虑到近年来新增需求也在消化空置的存量住房，估计2024年3月空置二手房面积约有44亿平方米。即使不考虑房企待开发土地面积，只考虑新房广义库存（房企已开工未销售的住宅）和能成为有效供给的空置二手房，目前广义住房库存也有26.3亿平方米。其中，新房广义库存约为15.3亿平方米（假设可售比为98%）；有效的空置二手房面积约为11亿平方米（假设空置二手房仅有25%能成为供给）。天风证券认为，政府收购存量住房理论上可以降低库存水平，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，并通过更改用途为保障性住房来实现三大工程的部分目标。但要起到托市作用，则需将住宅去化周期压降至18个月以内。而要把住房去化周期压降到18个月以内，需要去掉约7.4个月的库存，这对应了7.7亿平方米销售，约占广义住房库存的29%。股市回暖，抄底炒股先开户！智能定投、条件单、个股雷达……送给你>>海量资讯、精准解读，尽在新浪财经APP

"枫与铃",5月，湖南吉首已经到了初夏，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上课打闹的时候，12岁的心怡却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每天打针、吃药。她正在--**--　　5月，湖南吉首已经到了初夏，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上课打闹的时候，12岁的心怡却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每天打针、吃药。　　她正在接受抑郁症治疗。住院前的一个多月，她被“校霸”羞辱、殴打、勒索，在班级里被孤立，失去朋友。如今在病房里，心怡会控制不住地哭泣，或者发呆。因为欺凌者里有人戴眼镜，她见到戴眼镜的人就会有应激反应，以至于难以回归学校。　　几乎同时，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（以下简称“成都未管所”）内，周昭正规矩地坐在桌前接受教育。来到这里前，他是学校里的“名人”，张扬、暴戾。看到不顺眼的同学，轻则嘲弄、羞辱，重则把对方打到跪地求饶。直到参与了对一名女生长达4个小时的凌辱、猥亵后，他被法院判刑送入未管所。　　心怡和周昭的故事不是孤例。在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上，在监控拍不到的校园厕所，在午后空旷的田地，或者某扇紧闭的门后，欺凌可能正在发生。一份2018年-2021年对全国1.3万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，19.9%的学生会卷入校园欺凌事件，其中受欺凌者占16.2%，欺凌者占0.9%，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的占2.8%。　　“没有人是赢家。”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四监区副监区长潘雷长期接触未成年犯，其中不乏曾经的欺凌者。令他意外的是，少数被欺凌者最终也因为盗窃等非暴力犯罪服刑，人生被彻底改变。　　“在他们面前哭，会被打得更惨”　　王磊一直没有勇气点开手机里女儿被欺凌的视频，直到在派出所陪心怡做完笔录。他记忆里，那几分钟无比漫长，等到视频进度条走完，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。　　视频中，心怡身穿校服，在校园的角落里被欺凌者逼迫下跪。傍晚天色逐渐变暗，不少同学举着手机、打闪光灯录视频，把欺凌现场围得水泄不通。　　耳光落下前，欺凌者会把心怡额前的头发别到耳后，然后开始“游戏”：比谁扇耳光速度快、扇得响、连续扇得多。要不是用手背快速擦眼的动作，很难看出被打者在流泪。“我不能在他们面前哭，不然会被打得更惨。”心怡说。　　欺凌始于2024年初一寒假过后的一句传言，心怡回忆，“打我的人说我在背后讲了她坏话，但是我没有讲过。”　　类似的欺凌理由，潘雷听过很多次。在成都未管所，他和同事一起做过调研，发现校园欺凌的开始往往是“以琐事施暴的荒诞借口”。　　在潘雷看来，“欺凌者一般敏感多疑、自尊心脆弱，会对被欺凌者一个‘微妙’的眼神、一句不经意的‘冒犯’纠缠不放，如果对方不肯低头，那就要动用自己的‘权力’。”　　潘雷管区的一个未成年未成年犯周昭就有过欺凌他人的经历。在学校里，他和朋友常常与别人发生冲突，一件小事就能成为他们去挑衅欺负别人的借口。有次在食堂吃饭，只是因为他的“兄弟”认为一个学生插了队，周昭一伙就把对方拉到寝室打得头破血流。　　欺凌给受害人带来的不仅有身体伤害，他们的精神世界、社交关系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。心怡挨打的视频被欺凌者发到了微信群里，最终在社交平台上传播。她因此成为了学校里的“异类”，本来就不多的朋友也纷纷和她保持距离。甚至一些她之前的“朋友”，也慢慢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中。心怡说，她不恨这些人，“他们也很难，如果不打我，他们就会像我一样被打”。　　心怡的遭遇，心理咨询师尹己秀并不陌生，来找她做咨询的抑郁青少年中，很多人的噩梦都是从被欺凌开始。　　尹己秀说，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对同伴强烈渴望的阶段，被欺凌的时候，会在人际关系感到无助，觉得告诉父母没有用后，又没有人帮助，他（她）就会不断退缩，开始对身边的事情丧失兴趣，不愿意去上学，不愿意跟人沟通，很多孩子开始出现自闭的状态，严重的甚至会自残。　　记者以“霸凌”“校园欺凌”为关键词进行检索，在200多份相关裁判文书中，有些被欺凌者身体受到伤害，有些患了抑郁症，甚至有人发生冲突致死……　　沉默的被欺凌者　　心怡被欺凌的一个多月里，王磊也不是没有发现异常，“从今年寒假后返校，女儿就开始变得沉默”，他原本以为是女孩子长大了，开始有心事了，没再多问。　　不仅如此，王磊发现，女儿身上还时不时出现伤痕。有次放学回家，女儿嘴角带血，他询问缘由，女儿说“放学时同学都着急出门，不小心撞到的”。但王磊不相信这一说辞，要去学校找老师弄清情况，却被女儿阻止。　　直到出事后王磊才明白，女儿担心就算他找到学校，老师一般只会对欺凌者批评教育，或者让他们写检讨，这些没有太多实际作用，“我女儿担心他们加倍报复。”　　心怡的沉默和不反抗，招来了更多无理的要求。其中一个欺凌者开始要求心怡每天上交5块钱的“早饭钱”，一个“老大”吩咐“小弟”跟心怡要烟，一周时间内拿不出来就会被围殴。　　饭钱被要走后，每天早晨心怡要做“二选一”的决定，饿肚子，或者挨打。她大多选择前者，这样她可以少挨一顿打，放学后也可以早点回家。饿得不行时，她就和周围的同学要一点吃的，看不过去的同学会分一点面包给她。　　王磊一直想找到答案，受害者为什么是自己的女儿？但他发现，心怡跟欺凌者之前几乎没有交集，更没有发生过冲突。他能想到的，是女儿内向、胆小，“一个弱者形象。”　　后来女儿告诉他，之前自己脸上起过红疹子，留了疤，再加上皮肤有些黑，班上的同学就嘲笑她，叫她“黑妹”。女儿因此被孤立，唯二的两个朋友也是外班的。　　别人眼中的“弱”和“怪”，让女儿成为了欺凌者们的猎物。　　在另一名被欺凌者的讲述里，也是因为自己的“不同”，让他成为了集体中的“另类”。这名男生因为声音细，性格内向，又不擅长体育运动，同学就给他取了个绰号“娘炮”。逐渐地，言语嘲笑变成了身体欺凌，有人曾扒掉他的裤子检查他“是男生还是女生”。　　一次课间，他站在窗边望远，这位曾扒他裤子的同学突然上前拉着他一条腿，让他像青蛙一样单腿蹦跳，任他求饶也没有被放过，三四分钟后同学才停下。　　在尹己秀的从业经历里，坐在对面的孩子讲述过很多次类似的故事。在她看来，霸凌的实质是一种权力争夺，很多孩子会想“你跟我不一样那你就是异类，那我就要去欺负你”。　　青少年时期的欺凌，可能会让整个人生蒙上阴影。尹己秀回忆，在给一些成年人做咨询时，很多时候会追溯到那段充满昏暗、得不到支持、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光。　　在成都未管所，一些被欺凌者的悲剧最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——犯罪。在遭受欺凌的过程中，很多受害者的人格被破坏，有些选择沉默、忍受，但也有人通过别的方式发泄。在成都未管所，有过被欺凌经历的未成年犯，最常见的罪名是盗窃，以及其他既隐蔽又非暴力的犯罪。　　潘雷发现，这部分未成年犯大多性格内向，不愿主动与他人交流，在日常改造中也表现得胆小、懦弱，经常否定自己，遇到矛盾纠纷时常表现为哭泣、自闭。　　从被欺凌者变成施暴者　　“为什么要欺凌别人？”面对曾是欺凌者的未成年犯，潘雷总会提出这个问题。　　“跟人打架的时候，我的脑子像充血了一样，整个人十分亢奋，似乎感觉不到拳头的痛。”周昭这样回答。当然，他也感觉不到对方的恐惧和痛苦。直到对方遍体鳞伤，向他跪地求饶时，他才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满足，“这个人被我打服了。”　　潘雷发现，欺凌者的一个典型心理特征就是以他人痛苦为乐，很多欺凌者施暴前甚至没有明确的计划，只享受欺凌别人的过程，“他们肆意发挥人性中的恶，让被欺凌者痛苦不堪，而这种痛苦恰恰能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。”　　在成都未管所的另一个管区，罗威也因为故意伤害罪正在服刑。在学校时，他常常欺凌同学。但实际上，他也曾是个被欺凌者，小学时高年级学生经常向他索要零花钱，拿不出来就会挨打。最重的一次，他的衣服都被撕坏了，还把他扔进了厕所旁边的垃圾房里。　　后来，他通过同学的哥哥介绍，找到了一帮“社会人”帮他报复。动手那天，罗威就站在旁边看着，从欺凌的受害者成为了旁观者。一开始，他还感到害怕，后来跟着这帮人再围观几次，就慢慢“适应”了。　　那些高年级坏孩子没有再欺负罗威，这让他觉得，暴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可以让别人怕他。最关键的，打人似乎也没什么后果，最多也就是请家长或者写检讨。他开始跟那群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，经常请他们吃饭、上网、打游戏，也跟着他们去打架。　　他从这些“朋友”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如何彻底摆脱父母的控制。　　“那帮人教我，多气一下父母，他们就不管我了。”罗威更放纵自己，在父母面前也更加肆无忌惮，过去那些作用在他身上的约束、规则开始逐渐失效，他也变得暴戾、喜怒无常。　　对于欺凌，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参与者，而不仅仅满足于旁观。在学校，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，或者只是看谁不顺眼，他就直接用暴力解决，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。　　直到2022年11月的一个晚上，罗威和同伴在回家路上遇到之前有过节的人。“我们冲上去就打他们，对方越反抗，我就打得越凶。”被暴力快感冲昏头的罗威掏出随身带的刀子，捅向对方。　　面前的人倒下，打架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罗威被吓住，然后逃跑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胆量。　　如今，在成都未管所，脱离了小团体，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，封闭、懦弱。潘雷记得，有次罗威和组员发生了肢体抓扯，民警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和询问在场人员还原了事件的经过，发现主要过错在对方，罗威是被欺负的一方，但他并未向民警反映真实情况。　　家庭和学校教育失灵　　在周昭的记忆里，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从小学时起就已经开始紧张。他转过学，因为难以适应新环境，成绩下滑，开始厌学。逐渐地，他变得贪玩，常常逃学、打架。　　周昭的父母经商，平时和自己交流很少。他回忆，父母一开口就是自己的各种不是，跟他强调学习。周昭完全听不进去，为了避免跟父母发生争执，他在家尽量少说话。这样一来，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压抑紧张。周昭逐渐感到难以忍受，“一分钟也不想在家里待着。”　　不回家换来的是更加严格的约束。首先是经济控制，想买东西，就需要让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。他做不到，开始到处向朋友借钱。借了又还不上，就只能向父母撒谎。亲子关系越来越疏离，父母也越来越不信任他，即便他讲的是事实。　　其次是时间控制。罗威的父亲觉得时间就应该花在学习上，玩就是浪费生命。罗威喜欢打篮球，有次他去小区里打球，但父亲只给他20分钟时间。20分钟后，父亲真的出现在篮球场边，让他回家。罗威觉得很丢面子，拒绝了父亲的要求。他没想到，父亲当着朋友的面给了他两耳光，黑着脸喊他“爬回去！”　　这种打骂几乎是家常便饭，父亲喝醉酒之后的暴力行为会进一步升级，有时会让罗威心生恐惧，在家都不敢发出声响。　　为了找到情绪出口，罗威把在家的压抑发泄到了外面。他和一些兴趣相投的同学，甚至是“社会上的朋友”混在一起。“和他们在一起，不管是打架还是喝酒，我都觉得开心。”　　尤其是在欺凌同学时，拳头落下，更能让他感到释放。　　“通过对犯群的调研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隐藏在欺凌事件中的关键因素，就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灵。”针对近年收押的罪犯，潘雷和团队通过对罪犯进行谈心谈话、向罪犯家属了解成长轨迹、对案情进行复盘推导等方式，做了许多调研。　　潘雷发现，这部分未成年犯和父母的关系大多比较紧张。很多是亲子沟通较少，对孩子只是物质上的照顾，或者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。　　另一方面，这些未成年犯很多从小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，而且他们中留守儿童和寄宿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，这就容易形成小团体，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，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；而校方更多地注重升学率，只关注成绩优异的学生，疏于对学生在思想品德、法律法规、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导。　　从2016年开始，一个名叫“同伴行动”的改善校园欺凌项目在山东济南的多所中学发起。　　项目采用了应用戏剧的形式，戏剧由招募的中学生创作，很多人的经验来自日常看到或经历过的事情。　　令项目负责人赵菁印象深刻的是，在其中一个剧里，一个“老师”说，当他发现学生之间有矛盾时，安慰过被欺凌的孩子后，说了一句“你也要反思你自己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”。“好像老师觉得他站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角度，但对被欺凌者来说，这是受害者有罪论，一点公平公正的感觉也没有，很多学生的求助会就此打住。”　　陕西妇源汇性格发展中心的艾老师在一线做了五年社工。她认为，现在改善校园欺凌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，老师应该做什么，家长应该做什么，没有人教。“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建议被霸凌的孩子告诉家长、告诉老师，然后呢？　　漫长的伤痛　　从4月初开始，心怡就一直在医院里接受抑郁症治疗。　　如今在病房里，她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被欺凌的那段日子里，自己对学校的恐惧。那是种无法排解的痛苦，有一次她在班级里捡到刀片，划在手腕上。有几次她甚至想过跳楼，她曾在学校的楼道口徘徊，“不如就此解脱。”但想到自己的父母，她又停下了脚步。　　王磊从警方那里得知，参与欺凌女儿的一共有15人。一份心怡的诊断书记录了他们的欺凌后果：左耳膜穿孔，同时身体有多处挫伤，抑郁自评量表测出她有中度抑郁症状。　　“前两天我看见心怡在床上使劲地摇头晃脑，嘴里还一边嘟囔着什么。”看到这一幕，心怡的母亲杨之华瞬间红了眼眶。　　与欺凌者有关的一切都会让心怡感到害怕。杨之华透露，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生，下手很重，所以她非常害怕戴眼镜的同龄人。不仅如此，心怡看到学校老师出现在医院，情绪就会忽然崩溃。“学校的领导都知道我被打了，但事情还是没有解决。那些人一定还会再来打我的，我好害怕。”她对母亲说。　　一个月来，心怡的病反反复复，但总算有一点好转。按照王磊夫妇的打算，心怡康复后，还要帮她办理转校。但她已经畏惧了学校，“我害怕上学，也不想交朋友，交朋友也没什么用。”　　这几天，心怡在手机上看到同学们出去研学的视频，那里有几个霸凌者的身影。她还没等到欺凌者的道歉，这让她困惑。“为什么欺负我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，而我还要遭受这些？”　　（文中心怡、周昭、王磊、罗威、杨之华均为化名）　　新京报记者 秦冰 赵敏 实习生 郝哲琳 张新惠

"枫与铃",
作者：回一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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